现在的年轻人，无一不是手持手机，不但在家中，甚至在课堂上、过街时都随时在通电话、用微信，如果你告诉他，半个世纪前，打电话也是一种“奢侈品”时，不知他们会是何种表情？
记得老编年幼时，每月的12日到13日，父亲和母亲都会带我到金碧路三市街斜对面的邮政局，给远在福建和宣威的祖母和老外公各汇款15元，顺便让邮局发一个10字左右的问候电报。
当时的电话还未能普及，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电话有的是通过总机转接，有的是通过邮政程控接通，记得当时的崇仁街只有一个公用电话，顺城街也不过3、4个公用电话，还都在副食商店内，缴5分钱硬币，可打市话一个，不超过3分钟。
我当时最高兴的事情是陪父亲去五华区人民委员会值班，不但可以在偌大的操场内肆无忌惮地滚铁环，还可以在值班室内听电话，值班室有二个电话，其中一个是可以拨号的程控电话，装在小木盒里，而另一个分机手摇电话则要通过总机，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总会马上伸出小手，听到声音后再转交给老父亲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老母亲有事也大部分是拍电报，这是因为老外公、外婆住的那条宣威“红卫路”，其实就是一条窄窄的小巷，附近连电话亭都没有，当初父亲被下放至“五·七”干校，又担心我出事，母亲迫于无奈，只得到邮局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宣威织染社，请他们转告我外公、外婆，第二天赶来昆明把我接到宣威。
其实，虽然当时的昆明城街道上都有一些电话亭，也能打程控电话，但实则除外地来昆明的人员外，很少有当地人无急事时，会去缴钱打电话的。
老母亲生小弟弟时，崇仁医院曾分别给老父亲和布新小学打过电话，我当时还在上小学，听老师告诉我后，我立即背起小书包，赶到了医院，见到了刚刚出生的小弟弟，肉乎乎的可爱极了。
后来我去了福建，打长话的成本过高，故虽然我们家当时也装了电话，但有事时还大都是拍电报，虽说会慢上几天，但却能节省不少费用。
后来参加了工作，单位上的市内程控电话可以随便用，但拨打长途电话的钥匙却依然掌握在领导手里，要打长话需要填表申请，说明事用，还不能多用。
再往后，昆明人用上了传呼机，路边上的电话亭也逐渐多了起来，很多的售报亭也把公用电话当做主营业务，电话也好，大哥大也罢，小灵通等才更多地出现在昆明人的日常生活中，成了人们离不开的日常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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