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听住在东寺街敬德巷，老住户罗元庆先生提及，他的老父亲曾是云南纺织厂“高管”。

        解放前夕，与其私交甚厚的“云纺”金龙章厂长，曾去见过老罗先生，相邀搭乘最后一天的班机先去香港，后去美国。

           令罗元庆先生多少有些遗憾的是，尽管私交甚厚，可罗老先生当时膝下已有三子，而机票有限且贵得离谱，故而没有能随金龙章“远赴欧美”。

         据了解，云南纺织厂的金龙章曾经是云南最早一批远涉重洋，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，曾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硕士。

        回国后，为实现其“实业”报国的理想，而担任了云南纺织厂“前身”，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云南纺织厂厂长。

        而罗元庆先生的父亲则是在“西南联大”任教，后被聘到云南纺织厂任高管。

        在我童年时，云南纺织厂、昆明纺织厂、昆湖针织厂、云南毛巾厂，算得上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，而历史最悠久的则是云南纺织厂。

         记得我居住的崇仁街荣庆里旁，就是当时昆明最大的针纺织品仓库，大约是因为汽车和交通工具少的缘故吧？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三轮车、木板车把来自昆湖针织厂、云南毛巾厂的成品送到这里面。

         年少时，因为父亲分管过工业的缘故吧，我去过马街的昆明冶炼厂、昆明平板玻璃厂、昆明电机厂。

        也去过西坝的昆明衬衣厂、昆明酒厂、昆明灯头厂和南坝的昆明香料厂、南坝食品厂、昆明味精厂、昆湖针织厂等。

        而唯独离我家最近的云南纺织厂，则似乎没有进去过。

        后来，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悉，云南纺织厂的前身裕滇纺织有限公司，系于1935年由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、昆明市政府在凤翥村玉皇阁旁，购买土地85亩、历时2年建成。

        其棉纱商标定名为“碧鸡”，棉布商标则定名为“金龙”。当时，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，这两款棉纺、棉布的投产，为10万滇军“出滇”抗战，也功不可没。

       此后，1938年12月12日，经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共同出资“国币”600万元，收购湖南衡中公司25.000锭纺纱机器，在“云纺”西侧收购土地185亩。

        因当时“战事”需要，这些纺纱机器很快便于1940年6月正式试车并开始生产。罗元庆先生至今仍依稀记得，当时的生产车间为锯齿状屋顶，“洋灰”水泥地坪。

          只隐约记得，上世纪60年代末，笔者曾与巷子里的陈伯伯，去云南纺织厂的“变电站”背后，在稻田里、小水沟中抓过鱼，摸过蚌。

         那时的云南纺织厂范围远较现在为小，工厂背后几乎全是稻田，插秧时远近全是一片绿油油的，而到了九月来，则变成了金黄色的稻田。

         日子似乎过得很快，到我工作后，曾经有过两次到云南纺织厂采访的经历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才明白在“云纺”工作的女工们的艰辛，不但要“三班倒”，而且每天要围着纺纱机来回不停走5、60公里。

         而大约是在5年前，当时云南民族画院的副秘书长田雄伟，曾邀请我去参加“云纺”书社组织的一次“书画”活动，当时来自长城书画院的一些老领导，也应邀参加了相关活动，也就是这次活动，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“云纺”。

        昔日机器声喧闹不停的纺织车间，已经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音乐城、商贸城、书城、美食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