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如火如荼进行时，由于接连几天的倾盆大雨，使得家中“外面下大雨，家中下小雨”。
一时间，老母亲只得跑前、跑后的在巷子里老外公、外婆和我与妹妹、父母同住的院坝两头奔忙起来。
当时的情景我如今也还依稀记得，即便老母亲在竹竿支起的蚊帐上铺上了塑料布，依然有雨水不停的滴到床边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时，我也只能去找了个洗脸盆，放在房屋漏雨处，再用拖把将其固定住。
第二天，依然是小雨稀沥沥的下个不停，老妈只得厚着“脸皮”，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了五华区“革委会”修缮队的队长，请他派人帮忙修修屋顶。
可对方一听说是被“打倒”的“走资派”家属，脸色马上便变了，“不行，没有时间”。
天奈之下，老妈只能到顺城街上的一处小旅社，花钱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在安宁凤凰山下，“五.七”干校“放牛”的老爸，请他回家修房顶。
几天后，老爸先是从安宁的“红星农场”徒步走了10多公里山路，再从长坡乘火车回到家中，大约是那身补着“补丁”的55式黄军装的作用吧，父亲很快便赢得了当过兵、又当过“造反派”的修缮队长之同情，不但让人把修屋顶的砂土、水泥、石灰和房瓦一应配给了父亲，还让小工把材料用三轮车推到了我家所在的院坝内。
很快，父亲便通过竹梯上到房顶，通过仔细检查，最终查到多处漏雨的地方，当即将拌好的石灰、砂浆、新瓦送到屋顶。
尽管我当时年纪还小，还不到8岁，只能把妈妈在院坝内和好的砂浆和一块块瓦通过竹梯送到父亲手里，但也总算是出了一点力。
说也奇怪，自从父亲亲手补漏后，我家的房顶便再没有出过问题。事后，我还悄悄与几个好同学讲，我父亲是“泥瓦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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