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70年代初期,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如火如荼进行时,由于接连几天的倾盆大雨,使得家中“外面下大雨,家中下小雨”。
一时间,老母亲只得跑前、跑后的在巷子里老外公、外婆和我与妹妹、父母同住的院坝两头奔忙起来。
当时的情景我如今也还依稀记得,即便老母亲在竹竿支起的蚊帐上铺上了塑料布,依然有雨水不停的滴到床边上,实在是没有办法时,我也只能去找了个洗脸盆,放在房屋漏雨处,再用拖把将其固定住。
第二天,依然是小雨稀沥沥的下个不停,老妈只得厚着“脸皮”,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了五华区“革委会”修缮队的队长,请他派人帮忙修修屋顶。
可对方一听说是被“打倒”的“走资派”家属,脸色马上便变了,“不行,没有时间”。
天奈之下,老妈只能到顺城街上的一处小旅社,花钱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在安宁凤凰山下,“五.七”干校“放牛”的老爸,请他回家修房顶。
几天后,老爸先是从安宁的“红星农场”徒步走了10多公里山路,再从长坡乘火车回到家中,大约是那身补着“补丁”的55式黄军装的作用吧,父亲很快便赢得了当过兵、又当过“造反派”的修缮队长之同情,不但让人把修屋顶的砂土、水泥、石灰和房瓦一应配给了父亲,还让小工把材料用三轮车推到了我家所在的院坝内。
很快,父亲便通过竹梯上到房顶,通过仔细检查,最终查到多处漏雨的地方,当即将拌好的石灰、砂浆、新瓦送到屋顶。
尽管我当时年纪还小,还不到8岁,只能把妈妈在院坝内和好的砂浆和一块块瓦通过竹梯送到父亲手里,但也总算是出了一点力。
说也奇怪,自从父亲亲手补漏后,我家的房顶便再没有出过问题。事后,我还悄悄与几个好同学讲,我父亲是“泥瓦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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