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不清楚是从何时开始，每当自已和家人要出门时，都会去墙壁上悬挂着日历的地方去看看，这也成了一种习惯。

        记得50多年前，当时在顺城街布新小学任“教研组”组长的老母亲，为教学方便，特意花了0.25元从南屏街新华书店内买了一本厚迏365页的“手撕”挂历，挂在一进门的左手边，每天晚上用钢笔或圆珠笔把第二天要干的事情，包括买什么菜都记在上面。

        可节俭的老外婆看到母亲每天都把“挂历”撕去一张后觉得太浪费，便在上面“别了”一根橡皮筋，每天早去洗漱时，便把要作废的一页挂到纸板上去，没曾想巷子里的其他人家看到后，也争先仿效，再也无人去撕“挂”历了。

        其实，老外婆虽然出生书香世家却目不识丁，她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有二个原因，一是想把“省”下来的日历纸给老外公卷“炮筒子”烟抽，二是给我练习书法用。

        70年代中期，政府机关、厂矿企业，每逢元旦来临前，都会发一张“铜板纸”印刷的日历，日历的上方有的是工矿企业的生产场景、有时是昆明的公园和花卉，下方则将12个月的日期印在一页上。

        虽说如此，可老母亲还是会去新华书店买一本老式的手撕日历，也用一根橡皮筋将其挂上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追思老人啊。

         等到80年代，各单位每到年末，都会互送各种漂亮的挂历，尤其是那种上面是各种大美女、下面则是日期的挂历。

        我获得挂历最多时应该是90年代中晚期，当时的挂历上印的都是商家的产品，如VCD、音响、汽车等。

         由于当时收丢了的各类挂历实在太多，其中大多数只能拿去送人，记得当时的大理州某单位曾以“苍山八景”制作了一幅挂历送我，我把它送给老父亲后，老人家也非常喜欢，每天都会多看几篇，后来索信带着父母去大理游玩了一番。

        有趣的是，由于当时儿子的教课书太多，偶尔还会把其书壳搞坏，于是我便用作废的挂历，把我和儿子的所有小说、教课书等都包起来，而以前包这些书，只能用报纸去包。

        此后，凯儿他们学校的老师看到包的规规矩矩的书本后，还特意在家长座谈会上，要求家长们，为孩子们把书也包起来，最好能包得象我为凯儿的一样好。

         这几年，虽说已经没有单位相互间送挂历了，但前几年老父亲、母亲还是会去农贸市场、街头巷尾处买本挂历放在家中。

        偶尔，也会有国内外书画界的名人，用其书画制作成挂历后寄来给我，其中就有孙建东、翟艳娜等书画大师。